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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求解三农命题-【新闻】罗勒属

发布时间:2021-04-20 13:20:17 阅读: 来源:塑焊机厂家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求解三农命题

尽管国内的农业税不会在今年内全部免征,但降低税率让农民增收已经成为一个总的工作方向。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2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用13个字概括出中国“三农”问题。“三农”,这个始发自民间研究组织用来形容农业、农村、农民的词汇在数度辗转徘徊之后终为官方接受,并成为红头文件的专用名词。溯及以往,不难发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背后走向台前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官方接受“三农”词汇的过程,从民间热论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三农问题”被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也因为此,让我们在为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付诸行动的决心激动不已的同时,更要冷静下来,仔细考量,“三农”问题背后的成因……“再过不到一个月,这个科室就不存在了。”门头沟区地税局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门上“农业税管理科”的牌子告诉记者。从今年起,北京取消农业税,这个办公室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北京税改2004年是京郊300万农民值得记住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将告别这个从1958年起就开始征收的“皇粮国税”。免征农业税可使北京300多万农民每年减负8000多万元,人均负担将由去年的27元左右减至接近于零。“虽然数量不大,但实现了零赋税,村村受益,家家受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王京华感慨万千。还有一件足以令全国农民举杯欢庆的事情:按照税制改革的部署,今年除烟叶外,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特产税。因为农业特产税是参照工商税来征收的,它的负担要远远超过农业税,比如一个云南的果农,承包20亩果园,税改前,除了要缴纳几百元的农业税外,应缴的农业特产税就达6000多元。北京市于去年8月起免征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顿时被砍掉大半。这在外界看来为农民减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今年,这个步伐幅度更大,也更彻底。有内部消息透露,北京正在申请免去所有农业税纳税人的负担,包括集体经济的农业税纳税人,而不光是对农户的免征。目前,中国还有上海、浙江、苏州等地区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这一征收了40多年的税种。但目前来看,由于各地财政收入来源情况不同,全国农民普遍享受这一政策的时机尚未到来。此次北京减税,并不是执行国家的规定动作,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推出的自选动作。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并没有统一号令全国取消农业税,而是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在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看来,目前农业税年税收不过800多亿元,但附着其上的******杂费惊人。从税种设置看,农业税既非流转税也非所得税,更没有起征点,“充其量只能是‘人头税’而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钟伟亦认为应当取缔农业税,“当然,直接取缔会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重大冲击,可能会暴露基层财政的巨大窟窿。取缔农业税给财政带来的冲击应进行定量测度,至少从表面上看,将继续给公务员加薪的财政预留,可以全部冲抵取缔农业税的窟窿。”钟伟认为,只要在技术手段上运用得当,取消农业税并不会带来太大冲击。尽管国内的农业税不会在今年内全部免征,但降低税率让农民增收是一个总的工作方向。目前农业税的税率在5%至7%之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农业税的税率今年全国要平均降低一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税率或免征,要确保按减税比例调减到户。而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农业税的全国平均税率降至2%。一号文件 对这一切产生巨大推动力缘自一份中央的文件。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一个关于农民增加收入的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55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更多的学界人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央一号文件所显示出的种种新意。在“三农”和金融等问题研究上颇有建树的钟伟认为,中央一号文件林林总总有相当多的内容,包括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并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尚属首次。除此之外,通过减轻税费负担等财政支农办法,对农民收入所带来的增长不可忽视。根据目前农业税额计算,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则可为农民减少负担48亿元;而粮食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则将不低于100亿元。仅前两项为8.7亿中国农民带来的直接收益就有118亿元,平均每人增收13.56元,可以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贡献近0.6个百分点。来自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刘桓算了这样一笔账: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470元,每月只有200多元。如果将农民作为城镇工商业者对象征收增值税,农民也达不到起征点水平。城市居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有800元的扣除额,一年就是9600元的扣除额,但农民纳税没有这个扣除额。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乡二元税制结构迟早要进行一体化的改革,将来不管一体化的税制是什么样的方案,现行农村税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实现农民“零赋税”,意味着城乡二元制的税制结构,将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逐渐消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正是基于此,这份文件被普遍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一份中央文件”。贫富悬殊与中央决策遥相呼应,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也在2月面世。这份报告带来的是一个沉重的事实: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1提高到2002年的3.1∶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调查还显示,1995年到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李实说,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表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剪刀差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解放以来,农民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贡献巨大。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在发展工业大搞城市建设的同时,却大量占用农民土地,同时又限制农民进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三提五统’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并延伸出众多不合理摊派,导致农民必须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由此引发了多起恶性事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韩俊部长承认:就客观结果而言,没有农民的巨大牺牲,中国经济发展就难有目前的局面。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一直以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主,尤以种植业生产收入为最重要。因此,1978-1996年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土地上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的贡献。但农村居民飞速增长的收入,却又立刻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取向的奉献品。在过去以城市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需要什么,农村就种什么;城市需要多少,农村就种多少。种出来的农产品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则完全由国家定价,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完全背离其自身价值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曾经做过估计:仅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马晓河说,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措施设计的初衷,不在于农民负担支出额的绝对数量和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了多少,而是在于这些负担是否公平合理。很显然,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已经明显跃升的今天,“剪刀差”所带来的农民利益流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合理性。“三农”之本“一个生于北京的婴儿和生于中部农村的婴儿,即便其天赋和后天努力完全相等,但命运仍将是截然不同的。”在钟伟看来,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支农资金的增长迅捷,但从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欠账来看,仍是杯水车薪。公共服务的到位,还需要对县以下基层组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除了维持农村社会治安而必须派出的公安机构之外,它们可转型为只具有最基本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自治机构。因此,不少专业人士指出,若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多年积累的沉疴,有关方面尚需在多个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政策对农民的倾斜还远远不够,农民身上的负担仍然非常重,关键是我们国家的结构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免征农业税等涉农税负只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办法之一,远非治本之策,破解‘三农’难题还只是刚开了个头,不可太过乐观。”面对从上到下的叫好声,来自学界的声音非常清醒。除去免税,仲大军还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急需解决,首先是税制问题,仲大军说,中国的税收特征是征贫不征富,从国家税制来看,越贫穷,税负程度越高,因为老百姓收入很低,收几块钱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成为很大负担,这种特征是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没有转型,“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税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的,主要征收的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税收来源于流转税形式,而西方国家税收来自所得税、消费税,能够使税收和收入和消费形成比例关系,起到调节的作用。”其次,全面降低农民就业的门槛亦是关键所在。“国家对农民进入很多行业设置门槛,而恰恰农村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在仲大军看来,诸多行业农民都存在先天的就业优势,“如采掘业,在城市里有很多大企业,但由于政府垄断,却没有一家大型的采掘企业,采掘业是最适合农民去做的。再比如,商贸加工行业,在粮食产业上,农民除了种植,完全可以搞深加工。诸如此类,农民想进入,障碍太多,成本昂贵。”仲大军说,在此情形之下,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大量农民的涌入使得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变革,每年还要返乡交费,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城乡障碍犹存,“在一号文件中提到降低城市门槛,解放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实际工作量很大,真正让城市打开大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农民松绑“就农民增收来谈增收,只有舒缓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农民具有拥有土地、成为农民的选择,同时也有放弃土地、成为产业工人的选择,这一庞大群体的增收才有可能真正落实。”和仲大军一样,钟伟亦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农民如何增收,而在于如何为农民松绑,使他们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中国公民。“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采取刮骨去毒措施不可的紧迫地步。”钟伟说,农民以土地为生,******税负也在很大程度上附着在土地上,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系在他们脖子上的链子,因为地不是他们的。如果土地所有权不能渐进地落到实处,那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切努力都是空话。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事实上基本没有区分,对农民的承包地征用过于随意,进而对其土地上产出的产品进行占用,都很容易。因此,不能不结合乡镇以下机构改革,落实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目前可考虑宅基地和自留地直接归属农民所有并可流转,集体用地也应渐进明确产权,由农民集体共议决定。学者蔡未名则认为,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根本办法是使农民充分享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从而第三次全面“解放农民”第一次是土改、第二次是土地承包。蔡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实际就是一次“产权革命”,只不过不够彻底,而在后来的20多年中又未能彻底解决产权问题,使得农民未能享受到20多年来的土地价值收益,这部分被“剥夺”的收益在2万亿元以上。而在三农问题日益激化的现在,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且,对于农业产业化、农村人口转移等被公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赞成“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同样认为“减轻农民负担”不但不能替代“进一步清楚界定农民产权”,而且要以产权界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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